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，唐为官出谋划策，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，保奏曾国荃为“帮办军务”，让他率军去鄂北“剿捻”，离开武昌，驻兵襄阳，拔去这个眼中钉。官文依计而行，谕旨很快批复，正如官文所请。
曾国荃不知是计，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“帮办军务”的官衔有多大，应不应该专折谢恩，只好写信给大哥。曾国藩回信说，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，如李昭寿、陈国瑞等降将，刘典、吴棠等微品职衔时，都曾得到过“帮办军务”之名目。故此不必谢恩，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，权当没有此事，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，不然会惹人笑话。
恰在此时，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，说湖北“新湘军”组建，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，但官文却不让给“新湘军”供粮。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，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，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。曾国荃把这两事合起来考虑，大为恼火，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。
曾国荃幕中无文吏，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，遂同侄子商量拟稿。曾纪泽时年27岁，由于父亲的熏陶，已知官场之险恶，叔父之鲁莽。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，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，要弹劾他实非小事，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。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，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，反而办不成大事，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，免被阻挠。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，最终稿成，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、欺罔徇私、宠任家丁、贻误军政、笼络军机处、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，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。